時代的跫音—文人手迹專輯

1984年入香港中文大學時，剛巧巴金先生來香港，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我們幾位同學一起去大學賓館訪問他，那是一次近距離親炙文學大師的機緣。沒想到幾年之後，居然有機會編輯十卷本《巴金譯本集》。至今的感覺仍恍如昨日，一頁頁翻檢「文化生活譯叢」舊譯本，看着巴老新的校改修訂。那時候他已住院，是在醫院裏重新修訂這十本譯作的。字跡筆劃有點顫抖然而依然清晰有力。如今隔了三十多年，沒想到又有機會看到巴老的手稿，如見故人。

 這份手稿共六頁，寫在香港上海書局監製的500字「我的原稿紙」上，三頁作品編目和三頁後記，正是1980年巴老為香港昭明出版社親自選編《巴金選集》的編目和後記。字跡清晰工整，巴老在這篇〈後記〉中，回應批評者對他的攻擊：「一棍子打死人或作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作者有權利為自己的作品辯護。」為讀者提供了接近巴金心路歷程的稀見文獻。手稿既保留着作家的心緒情感與生命體溫，也蘊含著的時代信息和背景。

這篇〈巴金選集．後記〉成於1980年8月19日，是巴老1979年4月率中國作家代表團首次訪問法國回到上海後執筆的。我們記得，十年文革後，巴金那次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熱」，至今在文學界仍被視為中法兩國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這段佳話得以傳頌起來，是因為高行健1979年5月發表了一篇〈巴金在巴黎〉，那也是高行健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高行健是巴金訪法代表團全程翻譯。2005年高行健在香港，憶述陪巴金到巴黎的往事，他說那是他第一次到訪巴黎，他說巴老作為中國文學的泰斗，在巴黎接受採訪後，卻出乎意料的說：「我身邊的這個高行健不只是一個翻譯，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他是中國文學年輕一輩的代表，你們要想了解中國年輕一輩的文學就得訪他。」 

1989年後高行健遠離故國，覊留巴黎，1991年他在巴黎寫出了他實驗性最強的中篇作品〈瞬間〉，就是現在看到的這20頁高行健親筆手稿。小說1992年首次發表於北島在香港出版的《今天》，隨後被臺北《中時晚報》轉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高行健增訂早年出版的小說集，特別強調這篇〈瞬間〉，並重作修訂。論者說，有了這篇〈瞬間〉，是為高行健小說藝術最完整之呈現。

〈瞬間〉原稿和修訂後的印刷版有什麼不同？這一篇高行健晚期作品，原意是為拍攝電影而作，如何使得高行健小說藝術變得完整？這篇未曝光過的手稿，顯然是一篇非常珍貴的研究和收藏文獻。

偶而相遇的巴金和高行健兩份大師手稿，想不到箇中有着藕斷絲連的文學因緣。這正是收藏的樂趣，也是文學史中引人入勝的深層故事。2017年蘇富比「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了董橋一批手稿和珍藏信札，泛起的漣漪，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在機械複製的數碼時代，手稿真跡保存的已不只是舊時的「靈暈」，更透現着文化遺民的執著情懷。這種情懷如余英時先生八十年代藉《明報月刊》寫的陳寅恪：「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余英時說沒有《明月》主編董橋的同情理解，他的陳寅恪研究不可能發展為後來的規模，董橋說余先生永遠是他的老師。他們倆不約而同都說，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投契，彼此都抱着一種「舊文化人」的襟懷。 

余先生寫給董橋的書信，現在大多都收錄在《余英時書信集》了，這封手書原信，寫於1984年，內容正是余先生從耶魯寄〈陳寅恪的晚年心境新證〉事宜。斯人已逝，風吹雨打，四十年前的手札依然風流蘊藉，念茲在茲。 

說到彼此都抱着「舊文化人」的襟懷，董橋後來在他的《文林回想錄》裏有更多的敘述：「2014年4月我七十二歲退休，余英時先生在我主編的蘋果樹下報紙專版寫了一篇文章簡述我們之間的文字因緣⋯⋯」接着全文引錄了這篇〈為董橋兄榮休作〉。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手稿寫滿足足三頁A 4紙，余先生文章向來行雲流水，字體雍容爾雅，為文真情流露，一氣呵成。令人覺得妙不可言的是，曾經兩度與余文一起印行過的董橋〈珍重〉手稿，這次也出現在我們眼前。這篇〈珍重〉，仍然是《蘋果日報》天頭地腳寬大的400字大稿紙，共八頁，橫寫，跟蘇富比展覽過的董橋全本《我的筆記》手稿一樣。手稿篇名，紅筆寫「珍重」二字，前三頁頗多修改，有四種不同顏色的筆跡，看得出起碼修改過四遍。個別地方用過白色塗改液，這是董橋寫作的習慣。〈珍重〉是作者在任《蘋果日報》社長時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此去山青水綠，作者結尾處說的「珍重千萬」，手稿原來寫作「千萬珍重」再改過來的。最後一頁稿紙邊上，加插的這麼幾句，不知是不是收到〈為董橋兄榮休作〉後補寫的：「那是三十多年前我讀余英時兄絕句聯想到的中國情懷：卧隱林巖夢久寒，麻姑橋下水湍湍。如今況是煙波盡，不許人間弄釣竿。」

藝術家的精神投契，我們更耳熟能詳的是小說家劉以鬯和電影導演王家衛。王家衛不止一次說，他的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讓世人重新認識，知道香港曾經有劉以鬯這樣的作家，是最讓我開心的事。」雖說《花樣年華》「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有幸一睹小說家劉以鬯幾十年前的小說手稿時，我們還是寧願相信，那個時代雖然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情懷，多多少少還是留了下來。

這篇劉以鬯短篇小說〈為什麼坐在街邊哭？〉成於1987年，比起啟發王家衛靈感的《酒徒》和《對倒》，屬晚期作品。手稿八頁，稿紙每頁400字，篇末是「一九八七年 月 日」。具體月日空着未寫。手稿第一頁，有一句「上海人不同我們中國人」，作者加了一個「註」，但篇末並不見這個「註」的釋文。

〈為什麼坐在街邊哭？〉收入1991年的香港文學叢書《劉以鬯卷》，印刷版那個「註」的釋文是：「有些香港人以為只有講廣東話的人才是中國人」，印刷版篇末日期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劉以鬯不只僅僅是一個小說家，他在香港文壇地位舉足輕重。比他晚輩被他提攜的西西、董橋、也斯，曾多次推崇其對香港文學的貢獻。早年他編輯《星島》、《快報》文藝副刊，晚年創辦主編《香港文學》月刊，為香港公立圖書館編撰《香港作家傳略》，為《香港文學史料彙編》撰寫的〈前言〉，他說：「香港文學喝的是中國母親的奶汁，穿的是英國乾爹的服裝，作為中國文學的旁枝與華文文學的組成部分，自有其獨特的個性。」這篇〈前言〉顯然是一篇重要的香港文學史文獻，最初發表於1989年1月16日《星島日報．大會堂》。三頁手稿，每頁400字，文章完成後有三處分別被作者劃掉幾十字，全文雖只有千餘字，言簡意閡，堪稱是他對香港文學最明確的主張。

在香港文學領域，若說還有比劉以鬯更資深的，可能只有「雲姊姊」黃慶雲了。1937年才十七歲的黃慶雲來到了香港，和張愛玲同期讀香港大學。時值抗日，黃慶雲每個星期日去小童群益會做義工，給孩子講故事。194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完碩士後，回香港主編《新兒童》。女兒周蜜蜜說她母親很喜歡港大教授許地山翻譯的印度童話，把這些故事講給孩子聽，講到沒有故事可講了，她就自己下筆寫，這樣為兒童終生筆耕不輟，與兒童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雲姊姊」的香港童話，是美麗的童話。美麗的童話不會老，美麗的人不會消逝。然而，當香港最傳奇的報人羅孚先生，2014年帶着一生的秘密走了，親家黃慶雲、羅海星的岳母，心情平靜的寫了一篇〈懷羅孚〉。

這篇〈懷羅孚〉沒有發表，直到最近才浮出地表。手稿字跡非常秀麗，共六頁，每頁400字。〈懷羅孚〉記述着羅孚、黃慶雲兩位德高望重的文學家的交往，記載着羅、周兩家五十年來的姻親和友誼，也記載着他們經歷過的大陸和香港當代史的驚濤駭浪。據知蘇富比求證過周蜜蜜，問她既然文章寫好了，母親為什麼不發表呢？「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說的是羅孚先生，為什麼這篇〈懷羅孚〉，「雲姊姊」生前也不公開發表呢？她莞爾，淡淡的說，她們那個時代都過去了啊。

那個時代真的都過去了嗎？而今也已八十多歲的李歐梵先生，小時候從大陸去臺灣，大學後從臺灣去了美國，晚年又從美國來香港安家。三十年前他人在美國，寫了一篇〈一個時代的結束〉，給《明報月刊》，懷念美國著名詩人、岳父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後來收入他的散文集《狐狸洞書話》。

寫此文的時候，李歐梵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後來的哈佛大學教授，文中不只憶述他和岳父的感情，着墨更多的是兩代人的文學抱負和文化使命感，這篇〈一個時代的結束〉手稿最後一段說：「我不得不自我反省，我這一代的人，是否真能夠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廿世紀還剩下九年了，我不禁感到一點世紀末的悲哀。」